近日我在一場半公開會議上有感而發，質問道為什麼我們明明活在21世紀，卻仍在用新石器時代的思維治理網路？以事後的角度，我承認當時語氣確實是頗為激烈而有失體面，雖應該還不至於到飆罵的程度。不過也是看到有些現象的出現，讓我在當下有些惱怒。今天許多網路的亂象，卻依稀可以用Max Weber的「理性牢籠」說來解釋。簡單來說，今天許多人經營網路的方式，當然也可能包含我自己，仍然停留在前工業化時期的思維，以獲取注意力或物質績效為最大目標，在外觀上可象徵一種文明的倒退。
德國社會學巨擘Max Weber提到理性牢籠（iron cage）的概念，也就是人在日常生活愈來愈講求精確、效率、紀律甚至算計等特質，最後到了一種無可自拔的地步（外部補充資料請見）。在中學生時代，老師常罵我們說，為什麼這一題你明明可以寫對的（例如國文課的默寫或簡單的數學題型），卻沒拿到分數。如今在商戰領域也有類似問題，這檔股票如果操作得宜，應該可以賺100元，但是你卻只賺80元。這種事事算計力求做到最好的思維，後期也衍生成為Max Weber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筆下的喀爾文教派基督徒，為證明自己獲得上帝的選召拼命工作，近乎瘋狂地累積利潤。
由於可以杜絕各種不必要的浪費，在多數時候這種算計思維可能是種美德，但是無限上綱時也不難想像可能造成的可怕後果。這種理性在前工業化社會，可說是到了高峰，但是也逐漸遭受批判與指責。從個人的角度，鑽牛角尖甚至把一丁點浪費與無效率災難化的思維，便可能是強迫症、憂鬱症等精神（官能）症的釀禍根源，許多其他文明病可能也從這裡開始。從社會的角度，善用理性可能提高生產效率，但是也可以用來更有效率地殺人。美國社會學巨擘Ritzer與Goodman合寫的《社會學理論》（下冊）便提到，理性造就了慘絕人寰的納粹大屠殺，集中營的掌刑者建造一個生產線，以達到最快殺人速度為目標，受害者只是原料，成品毫無疑問則是屍體。日軍在二次世界大戰在南京的暴行，或多或少也有這種味道，一張殺人比賽的海報也說明當時萬里之外的中國，也發生著一個比納粹可怕的事情。「我就是要你死」這句話聽來也著實令人不寒而慄。
這種思維在二戰結束後，仍被廣泛用於基礎工業的生產過程，其中最為知名的便是傳統理論時期的科學管理典範。研究人員不斷透過科學方法，測量生產可能最有效率的形式，後來玩到走火入魔時，連工廠的燈光明暗都能拿來做實驗。在這過程中最要命的事情，便是把員工看做是機器。儘管霍桑實驗後，管理學典範逐漸往人群關係與動態決策移動，但是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仍發生了深圳富士康跳樓事件的悲劇。如果富士康是純粹的中資，由於中國迄今還在追趕西方國家前工業化的進度，思想落後造成的不當管理確實令人不悅，但還算能理解；不過富士康畢竟是個台資，除了難辭其咎的問題外，也可能意味著台灣的工業化過程還處於幼稚階段，最後我們還是把西方先進國家已經覺得落後的那一套治理模式，幾乎原封不動地帶到中國去。台灣雖然號稱已開發國家（雖然看了統計數字，我覺得言過其實），但是今天許多的社會發展狀況，實際上與（許多人所憎惡的）中國現狀差距不大。
回到網路治理的問題，如今ISP的各種績效競逐，或許也可用理性牢籠的概念來解釋。為求物質績效的極大化，YouTube處心積慮在影片中穿插（他想要給你看的）廣告，Facebook則挑戰人性最赤裸的那一面，默許Cambridge Analytica將廣告用於操弄選舉。更有甚者則如Shoshana Zuboff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所描繪的光景，業者不再只是「投消費者所好」，而是想要把使用者塑造成「黨所想要的樣子」。我在十年前還沒念大學的時候，也覺得這些商戰實務似乎沒什麼不好，坊間許多管理實務的書也是這樣教我們，甚至鼓勵將這些技能投入職場與政戰實務，以獲取個人利益的極大化。後來經過較為嚴謹的學術訓練的洗禮與反思之後，當然還有日後從事資訊倫理相關研究，才驚覺到自己當時的蒙昧與無知。但是到了2020年，當我們還是看到許多網路產業還是這樣玩，甚至開始變本加厲的時候，恐怕也意味著一種人類良知與文明的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