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會科課綱鬧得沸沸揚揚，不管是掀起政治風波，還是報載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困境，使社會科教學的問題終於得到該有的關注。會用「終於」是因為有很多問題其實老早就存在，「該有」則是過去台灣（乃至於中國）在急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壓抑了社會科的重要性，這點我稍候會來解釋。不過嚴格來說，我應該不是最適合描述這類困境的人。儘管出身教育大學的社教系（這是本校史地系和公共系的最初樣貌），但是我們的業務主要是針對小學教師；我也沒有修過教育學程，應該不可能在任何中學以下學校專任，甚至我也不太喜歡小孩，因此即使拿到教師證，大概也不會是適任教師。不過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卻發現有些問題值得玩味。
社會科教育目前最大的問題，不只是時數過少，還有嚴重的割裂化。儘管國中基測（目前已廢止，改為教育會考）、高中學測已經逐漸轉型為將社會科視為整體，不過在教學現場，仍存在地理、歷史、公民由各別老師教，甚至用不同版本課本的情境；這當然也讓老師在輔導學生入學考試時，感到無所適從（然而可悲的是，目前升學考試成績仍然是各學校績效評估事實上的主要指標）。
雖然現在輿論多半是在討論高中端的問題，但是應該留意，這種學科的割裂其實是從國中就已經開始。國中理化若你還稍微記得課本內容，不難發現其實有接近一半其實是物理，例如國二的聲波、光學，電學和國三的力學，直到國三下又稍微跳回來講電化學。如果物理和化學可以被當作同一個國中科目來教授，共享相對重的授課時數與考試權重。個人認為實在沒理由將地理、歷史、公民分拆成3個科目，甚至分別由3個老師來教授，也導致知識的傳遞變得極度碎裂與不連貫。
這種畸形的設計除了課綱的因素外，也可能是為了配合個別教師的養成背景，畢竟由地理系出身的老師來教地理（下略）也看似天經地義。我在地理、歷史、公民這3個領域都沾過水，不難體會不同領域隔行如隔山。我也同意高二分組後，這3個科目分別讓專業的來教確實可能必要。但是是否在國中教育，就非要將這3個科目做硬性區隔，我認為頗有值得商榷的空間。
但是如果仔細計算，其實把地理、歷史、公民三科加起來，理論上授課總時數應該會和自然科差不多，況且國一自然科如果我印象沒錯，每周好像也只有生物一節課，所以我前面這個說法並不能說是絕對數字。不過國三還有地科一節，所以應該算是扯平了。相信寫課綱的人，應該也早已想過要將社會領域和自然領域的授課總時數，儘可能技術上趨於一致。不過與自然科相比，至少我個人看來，社會科不太像是個被重視的科目。
以我2006年到2012年完成中學教育的經驗來看，社會科不敢說是被蔑視，但幾乎可以說至少不太會被重視。不論從授課時數或課外花費時間比重來看，一個學生通常不太需要，甚至現實上也不被允許花太多時間在社會科上，而多半是花在國、英、數，還有理化。坊間數理的補習班很多，而且頗好賺（另一個大戶則可能是語文）；反觀社會科的行情則低落許多。這也帶出另一個有趣的現象，社會科很少會被視為頭痛的科目。不過我已經高中畢業快10年了，這說法即使真實，可能也早已過時。
當然什麼叫作頭痛是很主觀的問題，也和每個人的學習背景有很大關聯，我也剛好在數理學習經驗不好的那一端。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社會科實力夠強，造成我後來不用花太多時間，就可以考高分，其他人卻未必如此。不過如果每一科老師都堅稱（claim）他教的科目很重要的話，學生（和家長）這6年大概都不用睡覺了。社會科老師應該也不太希望讓社會科變成學生的頭痛科目，甚至因此發瘋。不過值得思考的是，為何社會大致能接受自然科很重要，但是社會科則否？
顯而易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社會也大致彌漫著重理工輕人文的氛圍。（我甚至有輾轉聽過理工科的女生說打死不想嫁給社會組的男生，因為她覺得這種男生很笨，好吧我只能說祝她好運）。這類討論坊間應該早已多如牛毛，我只舉幾個比較具代表性的例子。台灣的大學的5年五百億計劃，經費多半由自然組科系所獲得，應該是無需再贅數的事實。無獨有偶地，在中國大陸剛廢止的985工程中，入列的大學名單中，除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之外（但是北京大學有醫學院，這點和成大很像），也是以理工的學校為主。國台辦的現任女發言人朱鳳蓮雖然科系是公共管理和外國語文出身，但是其學、碩士母校（外國語文）卻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985工程）。
這種現象有人認為是因為，我國產業結構是以工業為主，所以理工人才當然會比較吃香（以上為方便起見，我姑且簡稱「工業主體說」），不過這說法可能只涵蓋了部份事實，如果第三級產業逐漸成為我國的經濟骨幹，況且我國許多基礎工業也早已外移，為何社會組甚至商管科系，又還是處於一種相對被壓抑的地位呢？我自己的解釋雖然是前面的延伸，但是可能又稍微露骨點，跟現代化問題有些關係。
簡單而言，在前工業化時代，開發中國家為了追上西方先進國家（以及日本）的經濟發展，急速發展工業化的過程，當然需要將大量社會資源投注在理工人才的培育，這也部份符合前面所謂「工業主體說」的部份論述。從管理學的學術脈絡來看，前工業化主要採用的，其實也是科學管理的治理典範，管理方式與現象也相當近似於我們十年前在深圳富士康看到的事情（講難聽點，其實就是把員工當作機器看待）。但是隨著後工業化過程的開始，管理典範也逐漸朝向關係的建立與培育，當然把員工當作機器（這還算是委婉的說法）的狀況仍然時有所聞，但是社會氛圍會逐漸把這問題當作一回事。隨著終於把員工當人看的這過程中，管理、訓練的角色也將會日益吃重，此時管理人才的社會地位，當然也會逐漸提升。
我們知道美國有個知名的「虎媽」，以嚴厲管教子女而出名。近十年前中國廣東省也出了個「狼爸」，似乎也意圖複製虎媽的模式，當然也引起不少爭議。他的爭議我不打算在這敘述，不過他有套論述頗有趣，大致意思是說他強迫膝下小孩都念社會組，也理所當然地要求以北京大學作為第一志願，原因是他認為自然組的人，最終是要為社會組服務的。他接下來寫什麼我並沒有多看，但是猜想他的邏輯是，因為（當然是溫拿的）社會組日後出身管理階層，你自然組的也只得被他管。當然管理學知識應用得當，日進斗金比工程師還會賺錢的CEO還真的不在少數。當然我自己是覺得狼爸想得太偏離現實，我甚至懷疑這樣教出來的小孩，會不會因為負面童年經驗，日後會有嚴重的行為問題。不過他宣稱的一種社會組地位將凌駕自然組的趨勢，也許200年甚至1000年後真的會在中國出現，但那前提是你這個國家要順利過渡到後工業化階段才行。（但是中國現在的基礎工業，總體而言還是太弱）
當然我這是過度簡化的模型，從勞僱關係的角度，也鐵定會有許多慣老闆拒絕我此番說詞，不管是出於實證的考量，還是保護既得利益。不過我看到的大方向基本還是，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會逐漸放棄以單一標準，來作為衡量績效的指標。例如早期對於學生，顯而易見的衡量指標就是考試成績；而現在基督徒衡量一個人的好壞，恐怕就是你反不反同。或許從十年後回頭看，我們會覺得當時的想法是多麼愚昧，但結論就是發生了。
所以回到台灣，社會科教學的困境，恐怕不只是在政治層面，或是教學時數、內容等技術性細節。我認為是根深柢固的一種輕視社會科學的文化，才導致這種近乎畸形的教學模式。而其根本原因在於，
首先，有些類似拉丁美洲常見的偽都市化問題，我們雖然宣稱自己是服務業為導向的社會，但是仍未成功完全從前工業化向後工業化過渡，我們號稱已開發國家，實際上仍不難發現許多與開發中國家共通的問題。（不過近年來，中國大陸研究發展出一套「多元現代性」的說法，在台灣主要首見於朱雲漢教授，主要內涵認為現代化不應該任由西方國家單方面定義，但那是另外一段很臭很長的故事）
第二，這也給予我們一種反思。我們在許多績效評估（或廣義的對人的衡鑑）指標上，是否仍著重在一種單一的維度，不管是我剛講的考試成績還是反同？他不應該再只是視為幾個老師或宗教領袖的「個人困擾」（社會學上經常叫作personal trouble），而應該視為一種社會的整體病象來看待。而台灣理工掛帥的社會氛圍，從非常刺耳的角度來說，也表示我們距離所謂的「現代化」存在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第三，這可能也衍生出一種以量取勝的文化。前一陣子去某景區旅遊，看到高樓式飯店接連拔地而起，彷彿在比賽誰一天接待的來客數比較多，我心裡是有些難過。因為高客人密度的飯店經營，服務和品質要做到精緻與到位，顯然非常困難。我很難想像如果哪一天，巴里島的St. Regis酒店變成這樣經營，會是怎樣的景況。這我想也是後疫情時代，許多人看到的國旅光景，我認為那只是把都市人的陋習，帶到某個鄉下景區再次能量釋放而已。
第四，其實也是我八年前考完學測、指考就想說的，許多自然組的人誤以為社會科就只是一堆背多分的科目，反正只要數學夠強，就可以跨組過來把社會組打趴。我至今一直相信，學測社會科考題的低鑑別度，要為這種亂象負起非常大的責任，也連帶不只將學生，也將社會科老師的臉被放在腳底下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們社會科學的耕耘者，沒有好好善用資源來宣示主權，告訴學生和大眾，今天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就會來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