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學社會科教學的困境(初稿)

肥貓 發表於 週五, 09/11/2020 - 05:41

近來社會科課綱鬧得沸沸揚揚,不管是掀起政治風波,還是報載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困境,使社會科教學的問題終於得到該有的關注。會用「終於」是因為有很多問題其實老早就存在,「該有」則是過去台灣(乃至於中國)在急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壓抑了社會科的重要性,這點我稍候會來解釋。不過嚴格來說,我應該不是最適合描述這類困境的人。儘管出身教育大學的社教系(這是本校史地系和公共系的最初樣貌),但是我們的業務主要是針對小學教師;我也沒有修過教育學程,應該不可能在任何中學以下學校專任,甚至我也不太喜歡小孩,因此即使拿到教師證,大概也不會是適任教師。不過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卻發現有些問題值得玩味。

社會科教育目前最大的問題,不只是時數過少,還有嚴重的割裂化。儘管國中基測(目前已廢止,改為教育會考)、高中學測已經逐漸轉型為將社會科視為整體,不過在教學現場,仍存在地理、歷史、公民由各別老師教,甚至用不同版本課本的情境;這當然也讓老師在輔導學生入學考試時,感到無所適從(然而可悲的是,目前升學考試成績仍然是各學校績效評估事實上的主要指標)。

雖然現在輿論多半是在討論高中端的問題,但是應該留意,這種學科的割裂其實是從國中就已經開始。國中理化若你還稍微記得課本內容,不難發現其實有接近一半其實是物理,例如國二的聲波、光學,電學和國三的力學,直到國三下又稍微跳回來講電化學。如果物理和化學可以被當作同一個國中科目來教授,共享相對重的授課時數與考試權重。個人認為實在沒理由將地理、歷史、公民分拆成3個科目,甚至分別由3個老師來教授,也導致知識的傳遞變得極度碎裂與不連貫。

這種畸形的設計除了課綱的因素外,也可能是為了配合個別教師的養成背景,畢竟由地理系出身的老師來教地理(下略)也看似天經地義。我在地理、歷史、公民這3個領域都沾過水,不難體會不同領域隔行如隔山。我也同意高二分組後,這3個科目分別讓專業的來教確實可能必要。但是是否在國中教育,就非要將這3個科目做硬性區隔,我認為頗有值得商榷的空間。

但是如果仔細計算,其實把地理、歷史、公民三科加起來,理論上授課總時數應該會和自然科差不多,況且國一自然科如果我印象沒錯,每周好像也只有生物一節課,所以我前面這個說法並不能說是絕對數字。不過國三還有地科一節,所以應該算是扯平了。相信寫課綱的人,應該也早已想過要將社會領域和自然領域的授課總時數,儘可能技術上趨於一致。不過與自然科相比,至少我個人看來,社會科不太像是個被重視的科目。

以我2006年到2012年完成中學教育的經驗來看,社會科不敢說是被蔑視,但幾乎可以說至少不太會被重視。不論從授課時數或課外花費時間比重來看,一個學生通常不太需要,甚至現實上也不被允許花太多時間在社會科上,而多半是花在國、英、數,還有理化。坊間數理的補習班很多,而且頗好賺(另一個大戶則可能是語文);反觀社會科的行情則低落許多。這也帶出另一個有趣的現象,社會科很少會被視為頭痛的科目。不過我已經高中畢業快10年了,這說法即使真實,可能也早已過時。

當然什麼叫作頭痛是很主觀的問題,也和每個人的學習背景有很大關聯,我也剛好在數理學習經驗不好的那一端。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社會科實力夠強,造成我後來不用花太多時間,就可以考高分,其他人卻未必如此。不過如果每一科老師都堅稱(claim)他教的科目很重要的話,學生(和家長)這6年大概都不用睡覺了。社會科老師應該也不太希望讓社會科變成學生的頭痛科目,甚至因此發瘋。不過值得思考的是,為何社會大致能接受自然科很重要,但是社會科則否?

顯而易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社會也大致彌漫著重理工輕人文的氛圍。(我甚至有輾轉聽過理工科的女生說打死不想嫁給社會組的男生,因為她覺得這種男生很笨,好吧我只能說祝她好運)。這類討論坊間應該早已多如牛毛,我只舉幾個比較具代表性的例子。台灣的大學的5年五百億計劃,經費多半由自然組科系所獲得,應該是無需再贅數的事實。無獨有偶地,在中國大陸剛廢止的985工程中,入列的大學名單中,除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之外(但是北京大學有醫學院,這點和成大很像),也是以理工的學校為主。國台辦的現任女發言人朱鳳蓮雖然科系是公共管理和外國語文出身,但是其學、碩士母校(外國語文)卻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985工程)。

這種現象有人認為是因為,我國產業結構是以工業為主,所以理工人才當然會比較吃香(以上為方便起見,我姑且簡稱「工業主體說」),不過這說法可能只涵蓋了部份事實,如果第三級產業逐漸成為我國的經濟骨幹,況且我國許多基礎工業也早已外移,為何社會組甚至商管科系,又還是處於一種相對被壓抑的地位呢?我自己的解釋雖然是前面的延伸,但是可能又稍微露骨點,跟現代化問題有些關係。

簡單而言,在前工業化時代,開發中國家為了追上西方先進國家(以及日本)的經濟發展,急速發展工業化的過程,當然需要將大量社會資源投注在理工人才的培育,這也部份符合前面所謂「工業主體說」的部份論述。從管理學的學術脈絡來看,前工業化主要採用的,其實也是科學管理的治理典範,管理方式與現象也相當近似於我們十年前在深圳富士康看到的事情(講難聽點,其實就是把員工當作機器看待)。但是隨著後工業化過程的開始,管理典範也逐漸朝向關係的建立與培育,當然把員工當作機器(這還算是委婉的說法)的狀況仍然時有所聞,但是社會氛圍會逐漸把這問題當作一回事。隨著終於把員工當人看的這過程中,管理、訓練的角色也將會日益吃重,此時管理人才的社會地位,當然也會逐漸提升。

我們知道美國有個知名的「虎媽」,以嚴厲管教子女而出名。近十年前中國廣東省也出了個「狼爸」,似乎也意圖複製虎媽的模式,當然也引起不少爭議。他的爭議我不打算在這敘述,不過他有套論述頗有趣,大致意思是說他強迫膝下小孩都念社會組,也理所當然地要求以北京大學作為第一志願,原因是他認為自然組的人,最終是要為社會組服務的。他接下來寫什麼我並沒有多看,但是猜想他的邏輯是,因為(當然是溫拿的)社會組日後出身管理階層,你自然組的也只得被他管。當然管理學知識應用得當,日進斗金比工程師還會賺錢的CEO還真的不在少數。當然我自己是覺得狼爸想得太偏離現實,我甚至懷疑這樣教出來的小孩,會不會因為負面童年經驗,日後會有嚴重的行為問題。不過他宣稱的一種社會組地位將凌駕自然組的趨勢,也許200年甚至1000年後真的會在中國出現,但那前提是你這個國家要順利過渡到後工業化階段才行。(但是中國現在的基礎工業,總體而言還是太弱)

當然我這是過度簡化的模型,從勞僱關係的角度,也鐵定會有許多慣老闆拒絕我此番說詞,不管是出於實證的考量,還是保護既得利益。不過我看到的大方向基本還是,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會逐漸放棄以單一標準,來作為衡量績效的指標。例如早期對於學生,顯而易見的衡量指標就是考試成績;而現在基督徒衡量一個人的好壞,恐怕就是你反不反同。或許從十年後回頭看,我們會覺得當時的想法是多麼愚昧,但結論就是發生了。

所以回到台灣,社會科教學的困境,恐怕不只是在政治層面,或是教學時數、內容等技術性細節。我認為是根深柢固的一種輕視社會科學的文化,才導致這種近乎畸形的教學模式。而其根本原因在於,

首先,有些類似拉丁美洲常見的偽都市化問題,我們雖然宣稱自己是服務業為導向的社會,但是仍未成功完全從前工業化向後工業化過渡,我們號稱已開發國家,實際上仍不難發現許多與開發中國家共通的問題。(不過近年來,中國大陸研究發展出一套「多元現代性」的說法,在台灣主要首見於朱雲漢教授,主要內涵認為現代化不應該任由西方國家單方面定義,但那是另外一段很臭很長的故事)

第二,這也給予我們一種反思。我們在許多績效評估(或廣義的對人的衡鑑)指標上,是否仍著重在一種單一的維度,不管是我剛講的考試成績還是反同?他不應該再只是視為幾個老師或宗教領袖的「個人困擾」(社會學上經常叫作personal trouble),而應該視為一種社會的整體病象來看待。而台灣理工掛帥的社會氛圍,從非常刺耳的角度來說,也表示我們距離所謂的「現代化」存在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第三,這可能也衍生出一種以量取勝的文化。前一陣子去某景區旅遊,看到高樓式飯店接連拔地而起,彷彿在比賽誰一天接待的來客數比較多,我心裡是有些難過。因為高客人密度的飯店經營,服務和品質要做到精緻與到位,顯然非常困難。我很難想像如果哪一天,巴里島的St. Regis酒店變成這樣經營,會是怎樣的景況。這我想也是後疫情時代,許多人看到的國旅光景,我認為那只是把都市人的陋習,帶到某個鄉下景區再次能量釋放而已。

第四,其實也是我八年前考完學測、指考就想說的,許多自然組的人誤以為社會科就只是一堆背多分的科目,反正只要數學夠強,就可以跨組過來把社會組打趴。我至今一直相信,學測社會科考題的低鑑別度,要為這種亂象負起非常大的責任,也連帶不只將學生,也將社會科老師的臉被放在腳底下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們社會科學的耕耘者,沒有好好善用資源來宣示主權,告訴學生和大眾,今天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就會來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