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LibreOffice歐洲年會回顧(前言)

肥貓 發表於 週一, 08/31/2020 - 03:37
  • 前言的前情提要

今年武漢肺炎肆虐,1月底雖然緊抓春節的尾巴,和親戚搭麗星郵輪跑到日本石垣島(日本離島中的離島,接近日本西部邊疆)玩了一天,抵達基隆時還在遊覽車上看到鑽石公主號從對面的西岸碼頭緩緩離開(我們是東岸),沒想到回國後不久對面就傳出噩耗。隨著全球疫情惡化,加上寫論文趕畢業,接下來下半年想出國幾乎是不可能了。加上這兩年阿爾巴尼亞(也就是2018年LibreOffice Conference的地主國)出了不少事,特別是2019年兩次嚴重的地震,還把當地最大的博物館震出好幾條大裂縫。就來跟風寫個回憶錄。

你可以把這回憶錄想成,許多黨政軍(黨府院)領導人卸任後或臨終前,常寫的那種又臭又長的回憶錄。不過也可以當作是種知識補給站,特別是台灣人對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常有許多陌生和誤解,因為去的人真的不多,而且過去在中華民國台灣對外關係史上,阿爾巴尼亞是如此惡名昭彰。不過現在都已經是後冷戰/新冷戰時代,對於國際關係也需要有新的思維。當然既然是Open Source的相關會議,我也會談談一些對於Open Source的看法。

這是個邊寫邊改的回憶錄,大概永遠也沒有定稿的一天。

1. 研究緣起與過程

即使從事後的觀點,會跑去地拉那(阿爾巴尼亞的首都)參加這場會議,完全可說是一場意外。公共行政學雖然有電子化政府領域(且國發會的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便是由我們政大公行系代管),但是因為這領域太新且太前衛,雖然裡面的人不至於到不屑碰,但是很少人會碰,更別提研究Open Source的應用了。所以軟體工程和電子治理,仍然常處在平行時空缺乏交集。雖然很多人已經鑽進資通科技(ICT)在公部門的應用,但基本上都跟著主流專有軟硬體的規格走,開放標準這檔事,也只有國發會少數部門,還有偏遠地方政府的人在撐著,且多數是基於很現實的理由,那就是省錢。一開始我也是基於類似的思維,從幫組織省錢的觀點看Open Source,但是愈鑽愈深後當然知道不是那麼回事。所以我在這裡做的,某種程度上就是在這平行時空,找到一個可能(但看起來很奇怪)的交集面。

由於初入研究所課業的各種不順利,2017年9月到2018年上半年對我來說,可說是生不如死的一年,不過那是個很長的故事,這裡就不贅言。在各種慌亂下搞砸一堆事情之際,似乎唯一但做過最重要(甚至偶爾還能拿來說嘴)的事情,是我當時問卷設計和量化分析法課程的學期作業,是寫對公部門(後來對某地方政府發出)做一次LibreOffice的使用狀況調查

其實早在2017年,我就有使用LibreOffice的習慣(2009年也曾短暫使用過OpenOffice.org),也希望能用開源軟體處理一些獨寡佔市場的公共問題。後來我在碩士班的個人(單獨)作業,也幾乎都是用LibreOffice寫,當然包含現在的碩論。為了在教會用LibreOffice放投影片的事情,還跟當時主管資訊的執事吵過好幾次架。碩一寒假的時候,我在系上陳敦源老師創的一個Facebook社團「貓空論壇」,提到目前公部門推動ODF的困境,然後底下有個發言熱烈(不是政治狂熱那種)的朋友,給了我許多他在公部門看到資訊應用的各種荒誕故事,這也讓我開始想研究LibreOffice在台灣公部門發生了什麼事。

對我來講,啟動這次調查有好兩個層面,現實面講難聽點,就是你要有產出才有必修課的學分,開學後要做量化研究法(必修),我當時真的想不到題目做(一般老師都會建議量化作次級資料,不鼓勵學生去發問卷,因為發問卷是很麻煩的過程,碩士生常做得亂七八糟);然後又修了問卷設計(選修),你此時就非要生出一份問卷不可。務實面則是,我也不希望這問卷問完,好像就結束了永不見天日;隨便找個題目做當然可能,但是這一方面是「做心酸」,也非常不尊重受訪者,把受訪者當工具人。在此考量下,順著問題意識就做了這個調查。

當時選量化+問卷這種組合的背景是,授課的董祥開老師是說這兩門課可以互相支援(他同時有開量化和問卷設計),且因為在政大系上每學期課程至少要有一門全英文授課,當時問卷設計便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們和亞太英語學程合開,也就意味我的系承認該學分)。剛好國際生衝堂,導致那門課修課人數極少;但是政大的好處是碩博班通常沒有人數門檻,只要有人修基本上就開得成。剛好董老師知道我想訓練英文,突破論文看不懂報告瀕臨寫不出來的窘境,就說人數少可以做一對一教學,也可以比較有彈性,所以我上第一堂課就決定選修了。(所以問卷和量化選下去都是董老師,這樣的好處是有問題老師可以協助)。

後來這變成很好笑又很刺激的畫面,一整個學期教室裡只有3個人,老師、我和一個外國學生。我是不怕跟老師大眼瞪小眼,我也很樂於接發子彈,後來老師也發現我的英文也沒爛到無可救藥的程度。但是寫作業和Readings當時對我而言,就是令我焦慮的事情。不過這一系列魔鬼訓練,也讓我後來在寫碩論的時候,面對美國主要法學院又臭又長的期刊論文時至少不會臨陣脫逃。

即使從事後看來,不難想見那是個可怕的決定,董老師人很好,但是修課過程很驚險(在我們系上照表操課幾乎都是來真的)。把作業訂這樣的題目,也簡直是豪賭,把這學期三分之二的學分都賭上去了。連董老師都懷疑說,你確定要搞那麼大的題目嗎?(何況當時他也知道我學習狀況很不好)。因為我的任課老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ODF,就明白說這檔事幫不了我,但是在其同意下,我就請求隔壁以電子化政府為專長的蕭乃沂老師協助(蕭老師後來變成我現在的碩士論文老闆),因為蕭老師碩士是念資管,且在十多年前,曾指導學生寫公部門導入自由軟體的碩士論文,對於自由軟體狀況也相對熟悉。所幸蕭老師聽到後也很爽快地答應。

不過在系上有了靠山,並不代表就能扛槍上戰場,何況要去哪裡也根本沒譜。第一個大問題就是,到底哪些機關有在用LibreOffice,幾乎沒公開資料可循,問了幾個系上在公部門工作的學長姊,幾乎清一色都說還是用MS Office。後來有一位後來成為我在上多變量課程時的助教,彼此互動還不錯,但是在問他的當下,他可能覺得我是神經病。但是你不知道母體,問卷就發不出去,一切工作當然就無法進行,但是就只好硬著頭皮找線索。

於是3月的時候我在Facebook上的LibreOffice社團貼了文章,說到公部門導入ODF那麼久,到底使用者端的狀況如何,仍然是個謎團,只知道幹話應該不少。所以想找人合作,嘗試發問卷出去看看。當時我也沒預期會有多少人認真看待此事,只是想著如果真的沒人能協助,那就算了改題目吧,至少我努力過了。但是就在發文不到幾個小時後,馬哥就回文說可以和我談談。當時初入茅廬不知道馬哥是何方神聖,但是看到底下一堆人按讚,就心想應該靠得住吧。但是馬哥說要先去印尼開會,得到3月底回國後才能跟我談,所以我就很煎熬地等了一兩個禮拜;剛好蕭老師說可以3/31(週六)討論(那天補清明連假的上班課),原本馬哥說可以約南港車站,就硬是被改約到了蕭老師在系上的研究室,畢竟3個人一起討論,還是比較有頭緒。

於是我充滿奇幻和驚險的開源軟體旅程就此展開.......

結果一開金口,才知道原來馬哥是自由軟體圈大有來頭的人物,而且推動公部門軟體自由化近20年的時間。雖然當時沒有真的談出什麼結論,但是至少這份問卷看似做得下去。馬哥也提到,如果收回來結果還OK的話,可以發表在2018年的LibreOffice Conference。雖然當時對我來說,不是很在乎能不能真的飛到歐洲去參加會議,但至少讓我有燃起鬥智,至少把這件事盡力而為。

雖然過了第1關,至少母體是找得到名單了。但是第2關也是重頭戲:要問什麼?馬上成為我清明連假頭痛的問題。雖然蕭老師建議我去看之前他指導的論文,但對當時腦袋已經變成漿糊,看英文又看得很慢(要看自由軟體的文章偏偏常得看英文)又不懂多變量原理的人來說,看文獻看了老半天還是看不出個所以然。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問卷要設計得好,其實必須先修多變量,搞懂因素分析和多元迴歸分析在做什麼,但那是事後才知道,且當時已經沒時間了(在系上多變量已經是碩士班最重的課之一),況且頭也已經洗一半了(不過後來發現,不少人包括國外名校出身的,問卷分析都死在不會看統計報表,原來我不是特例)。可是你說照抄人家量表......其實學術倫理上只要有標明出處,其實照抄量表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又覺得自己很敷衍了事。在各種掙扎之下,我雖然勉強抄了那個碩論的量表,但交出去的時候又覺得很空虛,覺得自己愧對這份問卷,你自己都覺得這問卷寫得很爛了,又怎麼有臉拜託馬哥幫忙你發出去......

累積那麼多內心小劇場後不難想見,清明連假後回來第一次上課,我在老師的研究室哭了。當時覺得自己完了,到底這半年碩士念下來搞出了什麼名堂,不如放棄算了。不過老師安慰我,說其實我做得很好,即使沒有滿分,至少也高於平均值了。但是問卷設計內容還是得解決啊,後來在蕭老師的建議下,決定以Usability(易用性)為出發點,終於開始了第一步。儘管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份問卷我認為是粗製濫造,雖然我理工類的論文還看了不少(儘管看不懂數字),算是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境界。但至少馬哥覺得重要的問題基本上都有問到。

終於5月下旬,在受訪機關答應之後,問卷透過我在政大的問卷系統的連結轉傳出去(而馬哥也給了非常多幫助,應該說其實是他發的問卷還比較貼切)。雖然回應數不多,而且到底無效問卷多少,當時也沒太多技術可以判斷,但至少可以交差了事。大致的結論就像我在2019年COSCUP提到的

「儘管大體而言,多數使用者並沒有預期強烈的負面意見,但是學習所需時間過長、文件互通性以及對軟體介面的不習慣,恐怕仍是影響ODF政策擴散的重要原因。」

所以這份報告的英文版就被投稿到2018年的LibreOffice Conference,中文版也投到隔年2019的COSCUP;不過講了這兩次還是發現,我在公開場合演講的口條不太好有些殘念。因為問卷設計課是全英文授課(當然老師必要時也會用中文幫我),作業當然就要用英文寫(但問卷可以用中文發),所以投稿的問題本身不大,當然還是有經歷一些波折,但和蕭老師討論後,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就投出去了。不過在LibreOffice Conference發表的時候,因為還沒修多變量,所以只能做簡單的雙變量統計;但是到了COSCUP的時候,就有嘗試放一些控制變數進去,但因為樣本數太少,所以我當時也聲明這在數學上是不合格的作法。至於各種衍生的搞笑故事,就讓馬哥和其他人去發揮了(逃)。

當然,這份問卷能做出來,是因為各種得天獨厚的條件配合。例如有「只有3個人,且全英語授課」的問卷設計(否則問卷通常不可能拖到5月中快火燒眉毛了才發出去);系上有同時懂ODF、資管科班出身,後來去美國拿了公共行政博士,平常又以研究電子化政府為業的蕭老師(這種事情在其他學校公行系,應該不太可能做得出來):當然還有能忍受我各種怪奇脾氣、問題的馬哥。當然兩位老師當時處理我這個「問題兒童」,想必也花了不少力氣。儘管事後回顧,當時在題項設計、與老師、馬哥溝通過程等細節上,我確實有很多不盡人意甚至可能是很糟糕的地方,但只能說算盡力了。從自由軟體發展的觀點,應該起碼還是開了個好的先例,只要你願意,就有人來幫助你。

  •     阿爾巴尼亞概述
斯坎德培廣場(Skanderbeg Square, 原文是Sheshi Skënderbej)北側的地拉那國際飯店。是阿爾巴尼亞在共產黨主政時期就存在,也是當時最大的國營飯店。在南斯拉夫內戰時也接待了許多準備上前線採訪的外籍記者。
*圖為位於斯坎德培廣場(Skanderbeg Square, 原文是Sheshi Skënderbej)北側的地拉那國際飯店。是阿爾巴尼亞在共產黨主政時期就存在,也是當時最大的國營飯店。在南斯拉夫內戰時也接待了許多準備上前線採訪的外籍記者。

洋洋灑灑講完一堆研究過程的祕辛之後,來談談這次開會的地主國阿爾巴尼亞。

通常我不會花太多時間,去講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國家或城市(也許中國大陸研究是很大的例外)。LibreOffice基本上也每年都辦,除了2020年因為肺炎疫情只能線上進行,嚴格來說也不很缺這一次。不過這次赴阿爾巴尼亞(Albania)開會,除了對我是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離開亞洲而別具意義之外,阿爾巴尼亞本身也有相當的特殊性,且也是歐洲少數同時未加入歐盟與申根區的國家(直到2020年英國才正式脫歐)。在地理上,阿爾巴尼亞在希臘西北邊,在氣候和地形上可列為南歐;但是在政治上,因為曾是蘇聯的附庸國,而通常被列為東歐。如果問去過歐洲的人,10個人應該會有至少9個人告訴你去過歐盟或申根區的國家(例如挪威、瑞士),但是問過有沒有去阿爾巴尼亞,可能手指頭就數得出來(連有沒有聽過都可能是大問題);與之距離不遠的克羅埃西亞,知名度還稍微高一些,原因不外乎風景漂亮,又差點贏了當年的世界盃足球賽。

台灣人即使有對阿爾巴尼亞的印象,可能也多停留在1971年在聯合國由該國與阿爾及利亞共同發起的排台北納北京案,以及隨之通過的2758號決議,驅逐中華民國並使其變成國際孤兒的黑歷史。如果有些人據此想罵阿國是混蛋,我想很少有人會有意見。儘管中華民國會落得這步田地,還有國際局勢的推波助瀾,所以也不全然是阿國的錯(當時聯合國安理會其餘四常裡,蘇聯、英國、法國均已與我國斷交:當時美國態度也優柔寡斷,未動用否決權,可說是大局底定)。不過筆者在離境前曾和旅館主人用英文淺聊當地政治,他的反應很有趣,意思大概是說,我們以前根本就是共產主義國家,別再用社會主義這個詞來美化他。從意識型態研究的角度,共產主義是個很麻煩的系譜,基本上共產國家都不能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而頂多只能說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當地年輕人(至少這個旅館主人而言)眼裡,這些共產黨政權過去只會搞一堆破壞而已。這種情節和現在台灣許多人高喊打倒國民黨、去中正、去中國化頗為神似。因此他們看到台灣人,或許都知道有2758決議這件事,但是是否真的認同當時政府做的事情,顯然要打個大問號。

另一個在去之前我對阿爾巴尼亞的形象,大概是來自張翠容《行過烽火大地》的描述。南斯拉夫內戰時,科索沃問題是其中一個熱區,阿爾巴尼亞則是外國記者採訪的其中一個前線(我們在趕往機場準備離境的路上,就有看到公路上通往科索沃的標牌)。科索沃在2008年宣佈獨立是當年初的國際大事,在種族上,阿爾巴尼亞人和科索沃人是同一個系譜,換句話說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互為同胞。因此科索沃問題發生後,阿爾巴尼亞和中國的關係也非常緊張,甚至一度有要斷交的傳聞,因為中國站在賽爾維亞這邊,支持其強硬鎮壓科索沃獨立的行動,但是對阿爾巴尼亞而言,這不就是中國人在欺負同胞嗎,這是可忍孰不可忍?以現在觀點這著實為一大諷刺,毛澤東曾說阿國是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阿國也協助中國加入聯合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一步以為回敬;如今中國卻狠狠統了同胞一刀,這令人不勝唏噓。

可以想見在武漢肺炎肆虐前,歐洲主要城市基本上已經被中國遊客佔據。甚至傳出巴黎政府一度讓中國公安進駐,協同處理當時小偷頻繁打砸搶祖國同胞的問題,而成為趣聞。不過我去開會的那幾天,在阿爾巴尼亞幾乎看不到中國人在當地活動,或至少顯得很低調,反而離境時在機場登機口遇到一組自由行的台灣旅客,搭上同一班飛機飛往伊斯坦堡(當時黑海南岸的新機場還沒啟用,所以當時伊斯坦堡主要的聯外機場,仍是馬摩拉海北岸的阿塔圖克機場),準備銜接飛往台北的航班。所以來到阿爾巴尼亞,可說是幫我重新上了一次歷史課和國關課。

阿爾巴尼亞和台灣另一個共通點,則是同樣為政治學家S. Huntington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對內實施民主轉型,削弱共產黨的影響力;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則是改革腐敗不堪而惡名昭彰的官僚系統。儘管國際評論一般認為,阿爾巴尼亞在經濟轉型取得斐然成就,但是仍然是歐洲最為貧窮的國家之一,只能說比在烏克蘭西邊另一個狀況更糟糕的國家(摩爾多瓦)好一些。基礎建設也略嫌破敗,例如筆者第一天早上從伊斯坦堡飛抵抵達地拉那的德蕾莎修女機場(Nënë Tereza,就是課本上知名的德蕾莎修女),接受證照查驗時便遇上機器故障的窘境,入境審查官雙手抓著螢幕使勁地搖,然後無奈地用簡單但親切的英文跟我說電腦壞了,所幸後來通關尚稱順利:閉幕當晚離境時則沒有遇到這種問題。會場偶爾還會遇到廁所停水,細節我沒有認真聽,但是聽到的似乎是當地的自來水系統容量不足。地拉那市長獲邀在開會第一天開場致詞,雖然有聽不太有懂,但是我記得有提到當地有相當高比例是仰賴水力發電。就工程的觀點,水力發電的功率不算很高,一個能靠水力發電就能支撐國家絕大多數經濟,也表示這個經濟體規模不是很大,工業也不發達。事實上也是如此,阿爾巴尼亞國土面積只有台灣的約2/3,卻只有300萬人口(遠不及新北市),其中有約80萬人口住在地拉那市。加上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和南斯拉夫內戰造成長達近20年的動盪局面,對當地經濟確實造成不少負面的影響,我們看到有許多行乞的小孩,但是那顯然也只是問題的表象而已。

儘管貧窮,但不代表國家的素質就一定差。就廁所乾淨程度,和市民衛生而言,阿爾巴尼亞是可圈可點。即使在中國一線城市,我們還是不難找到很可怕的廁所,還有民眾隨地吐痰的習性。我去的頭幾天,因為感冒初癒鼻子非常不舒服,常需要清理裡面的髒東西;在台灣或中國,你可能會覺得當街吐出來或吐到水溝裡雖然噁心,但無所謂,反正大家都這樣幹。但是在阿國你你會有所「自覺」,儘可能識相地去廁所處理乾淨。此時也疑惑為何中國共產革命同樣師承蘇聯,許多國民衛生觀念和實踐卻令人搖頭。所以在兩岸我常聽到有人說,因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或相對的欠發達國家),所以國民的素質還有進步的空間。這句話從邏輯來看似乎沒有太大問題,但是從阿國的例子我們看到,難道一定要人民富有了,國民的素質才會提升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為擺脫蘇聯統治的陰影,阿爾巴尼亞的外交政策近期也明顯往西方傾斜。不過這是維基百科上的說法。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阿國和義大利還是頗有淵源的,我買了不少義大利進口的花草茶、果汁帶回台灣,在開會第一天晚宴的時候,餐廳附贈的礦泉水也是義大利進口。抵達第一天下午在下榻旅館附近遇到Italo的時候,他就提到很多義大利人喜歡來這裡度假,語言相通(但也就代表不能說人家壞話),且阿國也呈現很多類似南義大利的風貌,只是黑手黨有沒有比較多,我當然就沒有細究了。不過在旅館附近商店,卻可以買到不少自鄰國或歐陸進口的啤酒,不過價格在當地當然偏貴;我也喜歡在沿路的類似書報攤的商店,隨手買幾瓶飲料,例如立頓冰茶來喝,甚至買多的就帶回台灣。不過有趣的是,我好像沒買到可口可樂,不過百事可樂喝了,感覺並沒有因為是在阿國就明顯比較好喝。(說到這個,印象中在地拉那街頭覓食時,雖然有看到肯德基爺爺,但似乎沒有麥當勞叔叔;我一度誤以為當地有Starbucks,想說買個當地的馬克杯回去,結果一行人看著我印的那張「疑似有星巴克」的地圖循線走到美國大使館附近,卻發現除了民宅和使館幾乎什麼都沒有)

進口飲料當然稍微不便宜,而且在阿國消費,有時還要高達20%的增值稅(VAT),但是說貴那是對當地人而言。經過我的粗略計算,阿爾巴尼亞的物價大概介於台灣的1/3到一半左右,所以對我們來說,消費也就稍微可以奢侈點。開會前幾天,歐陸國家的夥伴也陸續抵達阿國,所以當然也有非官方主辦的餐敘,俗稱大食團。禮拜一晚餐我就看到對面一位來自法國的朋友,桌上擺了4個啤酒杯,每杯目測有250毫升,當天吃的也算是有一定裝潢氣氛的餐廳。畢竟在西歐吃上這樣的一餐,在這裡恐怕不知道可以抵多少餐了,所以西歐人在這裡閉著眼睛在菜單上狂點,吃到吐恐怕都不成問題了。我禮拜二晚上叫了一客羊排,正確說是滿盤的羊肉,我記得也只要台幣300元不到。但是在台灣吃個貴族世家或孫東寶牛排,恐怕絕對不只400塊了。在台大、政大吃上還算體面的一餐,大概也要台幣150-300左右(政大的學生餐廳,有家不錯的快餐,飯+1主菜+四配菜只要80,但應該鮮少有人能忍受天天吃這個過日子),台灣人以這個標準,阿國可以說是道地的吃飯天堂了。

dining

當然經濟發展起步,也可能意味著不久的將來,阿國也會走向類似中國的那種高成長、高通膨的發展中國家常態。也可能在資本主義的渲染下,人民也喪失了原本的純樸,開始有銅臭味至上的積習。試想很久以前很多台灣人喜歡去中國血拼,但是現在中國許多地方的民生物價,甚至比台灣還要貴,「已經回不去了」。所以我會建議,去阿國的時機要趁早。

  • 治安

對比許多西歐、南歐國家常見的偷搶拐騙的事情,阿爾巴尼亞的治安可謂值得稱道。即使是在深夜一個人走在街上,都沒什麼太大問題,跟在台灣活動感覺差不多。不過比較麻煩的,是晚上會遇到小孩在街上乞討,但是保持適當距離即可。對我而言稍微驚險的,是某一回因為要等同行的友人拍照,所以我就站在原地不動,但是小孩和我乞討不成,看我站在那邊就伸手想打開我褲子口袋的拉鍊偷東西,我見狀立馬閃開(最後還好是沒偷成,但也無需使用暴力制止)。他們偷竊技巧和西歐那些惡名昭彰的小偷比,實在是差太遠,所以遇到這種情形,其實直接閃人就沒事了。這類的問題其實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來預防,不必像在西歐一樣凡事遮遮掩掩的。

出門在外,凡事本來就要提高警覺,只是我覺得在阿爾巴尼亞以平常心面對就好,只要行事穿著別太過招搖,也用不著讓自己和在西歐一樣充滿武裝和警戒。

An Artificial Lake in Tirana
*地拉那市區南側最大的公園與人工湖,據了解也是當地主要水庫
  •  

(待完成)